无条件地支持我；而现在我却连累你，把你拖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叫我怎么说呢？母亲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们在那里等她。她参加了一个什么会，又作气功又治病。妈说她对世界，对人类都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于是她学气功，学治病，扶困济贫，总还有点用处。我心想这也许是一个搞封建迷信的会道门。但母亲坚持说这不是迷信，她是把这当成科学来认真学的。她承认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脑筋，迷信，可是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修身养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学深一点；她应许我一百天以后再回来看我。我只得让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党的关系，但又觉得她是办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只认得王会悟，而王会悟这时已随李达去了北平。我把这话忍住没有说出来。我只要求她一定回来，因为我实在希望她能把孩子们带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来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没有住上二十天，便无论怎样要返回湖南。她说家里还有许多未了之事，来时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给我了就回去的。现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气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带出来的那个女佣人想家，也吵着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们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牵牵绊绊的杂务、人事完全弃之不顾的，她还需要生活。但现在就要她带两个小孩回去，的确是太难了。不过孩子迟早一定也要走开的，我不能让孩子困住我。我现在要用孩子和妈妈，暂时留在南京作为人质（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希望和安排的吗？），换得敌人对我的疏忽，松懈对我的防范。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远走高飞时，我一定要想办法预先安置他们，让他们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个安身之地，那个简陋的窠还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是再无别人可以依赖的了，归根结蒂还是只有母亲呵！这样，我只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带着那个女佣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亲爱的妈妈，你一定要回来！我们何时再相见呢？

    二十一苜蓿园

    十一月初，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那时治肺病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只是用钙片把病灶包围起来，让结核区逐渐缩小。这样，他请假在家，一天到晚无声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广东去，但又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我却打算从此分手，带着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现在又怎会放虎归山？如果提出来被拒绝，那就不如仍然暂时不提。可是这日子怎么过？麟儿思亲，整天怀念刚离去的祖母；婴儿缺奶，日夜不断地啼哭。我自己向来是天涯游子，从来没有操过家务。现在困住囚笼，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样安排？再求我母亲出来，一时是不可能的。冯达已经垮了，对我也是负担。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的眼里是一个小人物，无足轻重。既然病成这样，就可以释放回家，顶多再由家里具一个铺保了结。可是他总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这里受罪，心里觉得惭愧，只好拖过一段日子再说。

    这时姚蓬子接受国民党给他安排的差事，到芜湖去编辑《芜湖日报》。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俯首帖耳跟着国民党。因此他不愿带妻子儿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钱，和妻儿两地生活，自然花费要多些。我同样也感到经济的拮据。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我又不会操持家务，从没有管理过家庭钱财。这样我们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用人，日用开销都由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姚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