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

    方令孺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那是因为毛**曾经对我说，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一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时总来看我，还在我家住过。她的仪态仍然与那时一样，总是很文静地对我谈一点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继全国作协的批斗大会后，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批斗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一阵。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还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二十母亲呵，何时再见？

    母亲完全不像以前的母亲了。记得我小时候，不管她经受了多么大的挫折痛苦，她总能保持她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态。她冲破封建习俗，入学读书，勤奋好学，抱负远大，以救国为己任。我弟弟死后，她从绝望中努力自拔，四处奔走，为贫苦人家子女办工读学校。“五四”、“五卅”运动时，她热情澎湃，带领学生教员去大街讲演。我有时也曾看见她烦闷过，甚至唉声叹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奋身振作。我们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体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为大势所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但仍是满怀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与我们同游西湖，饮酒赋诗，似乎是一个完全不知忧愁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频陪她都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麟儿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强打精神，把死讯隐瞒着，骗过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担起抚育幼儿的责任。但现在，我看见的母亲老了；不只年龄、面容老了，而且心情显得寂寥，似乎同我隐隐有点距离。为什么她从来不问一声也频的事呢？她什么时候知道他牺牲的消息的呢？我压根没有告诉她，她也从来不问我。现在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问；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认识，而无须打听。我想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她不问，我便也不说，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怕碰着这些充满苦涩的现实。妈妈呵！你叫我怎么向你说呢？我知道你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么全告诉你，你会更痛苦。你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