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发一言，谁也不得罪。宪宗非常鄙视他，不久就免了他的宰相。

    宪宗一朝，无论是同藩镇的斗争，还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转机，虽不能同前期相提并论，但在唐后期算得上是最好的局面，这与他能任用李绛、裴度等一代名相有很大关系。

    在其他官员的选用上，宪宗也注意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在宪宗的臣下中，左拾遗元稹善指陈朝廷得失，宪宗嘉纳其言，时常召见他；白居易作诗规讽时事，传入禁中，宪宗大为赏识，召为翰林学士；给事中李藩知无不言，皇帝的制敕有错误也敢指正，宪宗择他为宰相；翰林学士崔群谠直无隐，受到宪宗高度信任。

    由于宪宗能知人善任，故而当时人才济济一朝，杜黄裳、李绛、裴度为其运筹划谋，总举大纲；李愬、高崇文、李光颜等为其南征北战，平定各地；杜佑、白居易、韩愈为其舞文弄墨，草制诏敕。唐后期人才之盛，莫过于宪宗。

    由于宪宗注意随时采纳众言，避免了许多过失。如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有人在宪宗面前进谗言说，大臣郑絪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互相勾结，泄露朝廷机密。宪宗很气愤，但他没鲁莽行事，而是先让李绛谈谈自己的看法。李绛知郑絪为佳士，劝宪宗不要听信奸臣挑唆，详细查明原委，一大冤案得以避免。

    在宪宗的鼓励下，甚至有的大臣敢于据理力争，抗旨不遵。元和八年，有一僧人鉴虚，以财货结交权贵，受藩镇贿赂，横行不法。御史中丞薛存诚将其拘禁。权贵宦官们都争着为他求情，宪宗也因得过他的好处，欲释放他，遭存诚拒绝。后宪宗又派宦官到御史台宣旨，存诚坚持不放人。他回答宪宗说：“陛下一定要释放此僧，请先杀臣，不然，臣期不奉诏！”宪宗不仅不怒，相反嘉奖了薛存诚，罪大恶极的鉴虚终被杀死。

    由于宪宗能够采纳众言，择善而从，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以兼听而不偏信，明辨是非，大臣也敢于直陈己见，宪宗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一统藩镇的事业，而且君臣之间感情融洽，激发了朝臣们为国效力的忠心，因此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大有中兴唐朝的气势。

    唐后期有许多帝王，或昏庸无能，受人左右；或聚敛财富，纵恣声色。真正务实勤政，励精图治者，也得算上宪宗。在他前期，致力于收拾当时天下残局，为恢复唐朝的一统江山运筹谋划，召见群臣，处理万机，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寻欢作乐。

    在一班朝臣的辅佐下，宪宗改革了一些弊政，使当时的政治初步走上轨道。如唐后期，诸道官吏进京，都要送财物给皇帝，以巴结皇帝，求得升迁。元和三年，宪宗下令，诸道官吏来京，不得进奉。知枢密使刘光锜奏请派使者到各地颁布这个诏令，想私自分割这些进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反对派使，主张通过驿站传递。刘光锜说这是以前的旧例。宪宗也看透了他的心思，不耐烦地说：“以前旧例对，就照着做，不对，为什么不改过来！”

    对各地因战乱，灾荒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宪宗也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即位之初，他曾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察官吏臧否，百姓疾苦，结果潘孟阳到处游宴纳贿。宪宗马上免去了他的度支、盐铁副使之职，并把这件事时刻记在心里。元和四年，南方旱饥，宪宗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贫民。临行时告诫他们说：“朕宫中用帛一匹，皆有账薄，惟救济百姓则不吝啬。卿等应深识朕意，勿效潘孟阳专事饮酒游玩。”

    后来，他又批准李绛、白居易的奏请，诏令天下：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民生。在同藩镇的斗争中，对受藩镇残害的百姓一概进行安抚。诛灭镇海李锜后，有司请求籍没李锜的家财，以输京师。宪宗从李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