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李安世向拓跋宏上书，提出均田建议。拓跋宏马上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全国实行均田。规定凡15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露田男子每人40亩，妇人20亩，到了年老不能劳动或死后，再把土地还给政府。男子每人还可有桑田20亩，用为种植桑、榆、枣树，不种桑的地方，则给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桑、麻田均可世代相传，不用交还。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头牛受露田30亩，每户限4头牛。又规定了新的租调制度，一夫一妇每年帛一匹、粟二石，这个数量比原来要少。这样有利于吸引原来的荫户和流浪者，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由于耕者有其田，对生产的发展和政府收入的增加大为有利。

    三、倾心汉化易服改制

    拓跋宏从小熟读儒学经典，仰慕汉族文明。在位期间，兴礼乐，正风俗，分遣牧守祭祀尧、舜、周公，又谥孔子世圣尼父，另在中书省悬设孔子画像，亲自拜祭。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尊司徒尉元为三老，尚书游明根为五更，仿效汉族三代成制。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亡，拓跋宏完全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几天不进饮食，后来众大臣上谏苦劝，勉强吃一点，但也只吃很少一点白粥。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的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拓跋宏却以为祖宗们南征北战，重视武略，不重文教，现在情况不同了。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而希望在“文治”上下工夫。

    北魏虽定都平城，但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夏与柔然还时时威胁着北魏，迁都中原的条件尚不成熟。北方统一后，迁都洛阳已成为当时形势的要求了。

    拓跋宏知道，迁都是一件大事，必然遇到贵族、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他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假称要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南齐。这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纷纷表示反对。拓跋宏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们想出来挡驾吗？”拓跋澄也不甘示弱地说：“社稷虽然是归你所有，我们作为社稷之臣，对国家的危难，也不能知而不言呀！”退朝之后，拓跋宏又把任城王召来，对他说：“刚才所谈的事，实在难办得很。我们的国家虽然起自北方，建都平城。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搞文治的地方。我这次名义上是进攻南齐，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呢？”拓跋澄这才领会意图，表示支持迁都。他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魏假若得不到中原汉族地主的支持，单凭武力难以维持统治。拓跋宏又问：“北方人因循守旧，不想变革，怎么办？”拓跋澄坚决地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你就下决心吧，他们又能怎样呢？”拓跋宏听了非常高兴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张子房呀！”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拓跋宏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率领30万大军南下，九日便到了洛阳。接着，拓跋宏令大臣李冲、穆亮等人营建洛阳，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次年，拓跋宏又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由于平城贵族留恋故土，不想南迁，拓跋宏又亲自回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晓以利害。不久，就正式迁都洛阳。

    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为了把改革继续下去，决心改变鲜卑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拓跋宏下令，禁止鲜卑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年又下令禁止鲜卑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话，再下一年，拓跋宏把鲜卑族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他在改姓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属于土，土又是“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