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柏仁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论中国人的丑陋

    致柏杨

    柏杨先生：

    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暴君暴官的统治？就因为中国人奴性十足。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因为“酱缸文化”告诉他：江山属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人民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中国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甘心纳粮服役。因为这样的机会，都并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庆，感谢上苍，保证做顺民到底。

    中国人的奴性有十大表现：

    一、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万岁癖”更有恶性发展。新皇帝尚未进京，已经遍地呼“万岁”了。当他进入中南海，登上天安门时，万岁声响彻云霄，达于沸腾，喊得热泪满面。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当日，站在天安门广场，远眺龙颜，激动得泪如泉涌，喊“万岁”喊哑了喉咙。此后是年年喊，最后是天天喊，似乎不喊太阳就不会升起，地球就不会转动。

    二、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对于当代皇帝，更是如此。明明知道他是个普通人，曾在北京工作，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是，一旦他进入中南海，就把他奉若神明，开始崇拜他、迷信他，把一切交给他，包括肉体和灵魂。家家把灶君撕下来，贴上他的“标准像”。最后在灾难中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对于当代皇帝，“忍”字哲学更是空前盛行，谁不懂得忍，谁就不识时务。对于“改造”，忍！对于“帽子”，忍！对于饥寒，忍！对于一切天灾、人祸，乃至十年浩劫，同样是忍！能忍者自安──传统的人生哲学，无师自通！

    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谈得十分深刻而生动。他说，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他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他们想做人。然而他们的同类不允许，说他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他们咬死了！中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君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贼”骂“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一旦运动到来，人们明明知道是制造灾难，但却不敢反对、不敢反抗，恰恰相反，还要为此而歌颂“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并且积极参加，和“敌人”坚决斗争。可是这“敌人”是必须从自己人当中抓出来的。抓谁？谁愿意被抓？谁愿意遭难？没人愿意。但这是“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