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朗读
暂停
+书签

视觉:
关灯
护眼
字体:
声音:
男声
女声
金风
玉露
学生
大叔
司仪
学者
素人
女主播
评书
语速:
1x
2x
3x
4x
5x

上一章 书架管理 下一页
12 评王亦令《贱骨头的中国人》(1985)
    执笔者张绍迁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洛杉矶《论坛报》。)

    王亦令先生对柏杨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的诸般疮疤,非常愤慨,立即指出西洋人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没有以上的那些缺点。

    我认为王先生这种说法几近抬杠,不像在认真讨论问题。无疑的,世上任何国家都有好人,也有坏人。中国当然有很多爱干净的人,美国当然也有很多不爱洗澡的嬉皮。但光凭这点,并不能证明中国人不脏不乱。王先生请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至少与美国人、日本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是否平均起来比较脏乱?我一度以为国人之脏乱完全是贫穷造成的,后来方知错了。在美国的华人,平均收入不亚于白人,但一般的白人,的确比我们整洁。

    王先生认为柏杨最荒唐之处是:“把嗓门高也当成中国人丑陋的佐证”。我认为这点很值得讨论。一个人或一群朋友在自家关起门来大嗓门呼叫,诚然无妨,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便不仅是礼貌和教养问题了。盖妨害他人宁静。我个人便常边走边思考,身边若有人突然大声讲话,被吓一跳不算,思绪也马上中断。我认为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与汽车猛按喇叭,唱机开得震天响,进别人房间不先叩门等等,都可归入同一类──那就是将自己的自由放在他人权益之上。西洋人训练小孩在公共场所轻声说话,让孩子们知道别人有不受骚扰的权利。孩子们从小便学到尊重别人(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人),西洋的人权思想遂根深蒂固。中国人一向缺乏人权思想,所以始终不能实行真正民主。我们若将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就必须先灌输他们人权思想。我认为最简易的起步便是教孩子们公共场所讲话轻声,进别人房前敲门,同进出一门时,替后面的人扶住门。大人遣孩子做事要“请”,做完了要“谢”,让孩子们体会到权位高的人对权位低的人也得保持适度的尊重。

    柏杨爱中国和爱中国人的程度,相信不亚于一般标榜“中华本位”护法卫道之士。他恨国不强、恨民不富,想从国人性格上找出不富不强的根源。为了鞭策,他爱用尖刻的、惊心怵目的字汇来形容国人种种缺点,使很多“闻过则怒”的人,对他痛恨不已。

    我的看法是:若柏杨举出国人“丑陋”之处的确存在,无论他用什么使我们脸红的字眼,我们都不能责怪他。若由于他的影响,国人能稍有改进,我们更应感谢他。须知发现自己的缺点,需要智慧;承认缺点,需要勇气;改正缺点,更需要决心。因此从恶习的窠臼里爬出来,往往是一段艰苦的历程。不过如果我们不想更改恶习,那可容易多了。我们只要笼笼统统地将中国文化形容为“博大精深”,根本不承认“酱缸”的存在,再将唱反调份子骂成“贱骨头”,就可在精神上大获全胜。

    王先生厌恶中共政权的心情,可以了解,但他不必迁怒左翼文人,更不应该隐隐约约地将柏杨也归入左倾文人之列。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自然有其政治、社会的客观因素,不能归咎(或归功,如果你赞成共产主义的话)于鲁迅、巴金等一批文人。否则三十、四十年代歌颂国民政府的文人也很多,为什么一般知识份子不去读那些“歌德”派的文章,偏要同鲁迅、巴金的作品产生共鸣?同样地,柏杨的作品在海内外产生共鸣,是由于国人缺点的确存在的客观因素。迁怒到提出问题的人,不仅不公,也很不智。

    我本人也很佩服司马光在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但对于他的政治智慧,则有很大怀疑。他反对一切新的政治措施,认为祖宗立下的法绝不能改。他最大的愿望是将中国带回他所想象的乌托邦式的尧舜时代。他完全不了解由于智慧的累积与工艺的进展,新生事物会不断产生,唯有创制新方法,才能应付社会的新需要。宋代的积弱不振,司马光型的士大夫,要负很大的责任。

    王先生不愿
上一章 书架管理 下一页

首页 >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简介 >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目录 > 12 评王亦令《贱骨头的中国人》(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