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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丑陋的王亦令(1985)
    执笔者江泐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洛杉矶《论坛报》。)

    柏杨先生讲了一篇《丑陋的中国人》。王亦令在加州栖云阁看了,心中有气。于是“右”迷心窍,骂柏杨先生及其同路人为“贱骨头的中国人”。

    王亦令不读书,更谈不上“甚解”。奇怪的是,他拾了几点右派既得利益集团的牙慧,居然舞起文弄起墨来,不仅把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歪曲成“一味骂爹骂娘骂祖骂宗”,反将已经证明行不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奉为“还不太离谱”。

    中文没有冠词,柏杨先生讲“丑陋的中国人”时,没有用冠词,也没有用量化词(qualifier),固然没有说明百分之多少的中国人“丑陋”,但是,也没有说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例外!王亦令一边承认柏杨先生说的丑陋并非向壁虚构;一边又拉拉扯扯,反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是百分之百干净的,百分之百的不乱,百分之百不吵不闹,没有窝里斗的?”他显然想藉用“百分之百”来抹煞一般事实。请问王亦令,柏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满口“百分之百”?白纸黑字,怎可栽赃?

    王亦令鹦鹉学语,说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义道德,有男盗女娼,有正心诚意,有风花雪月。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极,而且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莫说你要在中国文化专找酱缸和病毒,即使要专找粪缸和细菌,那也无损于中国文化,只说明你这个人臭不可闻和不可救药而已。”

    在这里,王亦令不是承认中国文化有酱缸的一面吗?柏杨先生可曾说过“中国文化没有别的,全是酱缸”?凡是对柏杨先生略知一二的人,谁不知道他的“酱缸”专指专制政治的遗毒?王亦令睁眼说瞎话,吹嘘“中国文化中……什么都有”,请问:中国文化中可有民主政治?可有天赋人权?可有言论自由?你不必搬弄那些只挂在嘴唇上,从未见诸实现的“王道”或“民为贵”,那根本就不是王亦令本人置身其间的民主政治。在专制政治制度的“体”上,请问王亦令要“用”什么?难道要“用”洋枪大炮来镇压自己的同胞?

    王亦令没有读过《柏杨版资治通鉴》,而且“也不想拜读”。但是,他只凭右派配给他的成见,便诬蔑柏杨先生是“‘打倒一切,骂倒一切’的五四红卫兵的心态”,便“相信”柏杨:“译解《资治通鉴》,不可能不大走其样”。眼睛雪亮的读者们,请看:这是什么心态?王亦令已经将柏杨判罪确定,毫无辩解余地──即使柏杨把《柏杨版资治通鉴》搬到王亦令御前,只要他说一句“莫须有”,柏杨想不引颈就戮,其可得乎?

    王亦令说,他对司马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教导人君何以治国;教导人臣何以从政;甚至教导平民百姓何以处富贵,何以处贫贱;邦有道如何自处,邦无道又如何自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认真把《资治通鉴》研究一下,确实受用不尽,最起码不至于坐国民党的牢或者戴共产党的帽。”

    王亦令的同宗王迎先之所以陈尸秀朗桥下,原来是因为他没有“认真研究一下《资治通鉴》”!司马光书中对北魏任城王拓拔云推崇备至。那样德高望重、善于避祸的拓拔云,最后仍不免“遇害”而死,是不是因为他生得太早,没有“认真研究一下《资治通鉴》”?中国文化中的诏狱冤案,连绵数千年,至今不绝。十一世纪以前的,王亦令可以藉口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一下《资治通鉴》”;但是,十一世纪以后呢?都没有“认真研究《资治通鉴》”吗?王亦令躲在栖云阁上大放厥词,享尽免于言论肇祸恐惧的自由,司马光可曾有半点功劳?王亦令接受道听途说,把毛泽东和史达林也扯了出来,不知他要证明什么!

    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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