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吸吮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被一个个词语引人新的思维和感觉。一次次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自我独尊自我独宠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类的语言迷狂，我就只能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马桥，一个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里。盐午的叔叔马文杰平反了，父亲当汉奸的事也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以前没有给他们好好地办过丧礼，现在当然要补偿。盐午是马桥最有钱的人，请来了洋乐班子，国乐班子，准备好好热闹一下。又准备了八桌酒席，给村里村外的一些亲友送去红帖。

    回村祭祖的魁元也接到了一张红帖，打开一看，脸立刻变了色。他叫胡魁元，帖子上竟写成了“胡亏元”。

    “亏”字太不吉利，也充满着敌意——虽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出于写贴人一时的马虎和懒惰。

    “我嬲他老娘顿顿的！”

    他愤愤地撕了红帖。

    他不能容忍一个“亏”字，就像五十年代的法官不能容忍一个“宋子文”，红司派的战士们不能容忍“革司”二字，十字军不能容忍“真主”二字。一场语言圣战就从这里开始。

    他没有去赴宴。看着人们抹着油嘴从盐午家那边回来，恨恨地吞咬着自己的一个生红薯。他对家人说，他要找盐午家里的算帐。其实，他出门后先到煌宝家里坐了坐，又到复查家的菜园子里摘了条黄瓜吃吃，最后到天安门前看后生打了一阵台球，看一桌后生摸了一圈麻将，根本不敢去找盐午。他甚至害怕盐午知道他来了，知道他要来吵棚。光是天安门那宅子的气势，足以把他的尿都骇得夹回来，他如何吵得过人家？幸好，他游游荡荡的时候，发现盐午家还在装修的一间铺面里，有一把电钻丢在地上，大概是停电了，工人喝茶去了，没有收捡。刚才在这里打下手的盐早也不见了，可能是缠上了另外一件什么事。魁元左右看一看，眼明手快地将电钻塞进怀里，又顺手拿了两个插座板，溜出大门，跑到他三哥家的红薯地里，挖了一个坑埋下再说。他知道这样的东西以后可以卖到哪里去。

    他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又是擦汗又是偏风，把跟着他的狗踢得惊叫，好像他已经很有权利这么踢了。

    “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魁元是好欺的么？”他兴冲冲地对母亲说。

    “盐午那个货如何说？”

    “如何说？一切后果归他负责”

    只是没有说有什么后果，又如何负责。母亲看他忙着脱皮鞋擦皮鞋，忘了进一步问下去，去给他做饭。两个嫂嫂抱着娃崽在门边站了一会，对事情的结果有点半信半疑，迫使魁元再次说了几句大话：“他盐午有钱又如何？我一去，他就晓得的。”

    吃完饭，魁元在家里呆不住，出门去找电视看。刚走到路口，发现路上堵着三个汉子，借着月光看出，其中一个是盐午手下的一个管家，姓王。魁元装作没有看见，想擦身而过。

    “走就是么？”王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等你好久了，说，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吐？”

    “你说什么？”

    “还装蒜？”

    “开玩笑呵？三哥。”

    魁元笑了笑，想拍拍对方的肩，手还没搭上去，对方一出腿，他就刷地一下矮了半截跪在地上。他两臂护住脑袋大喊大叫“你们敢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

    一个黑影给了他一拳，“哪个打人？”

    “告诉你们，我也有兄弟……”

    他腰上又挨了一脚。

    “说，哪个打了你？”

    “没打，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