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元离开我家之后，并没有回乡下去。大概十来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下的字。笔头显然没有油了，好几次把纸都诚破了还没有留下笔划，让我对着亮处猜读。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来就（救）我，快！”落款是“魁元”小至（侄）。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也说不清楚。他不认识魁什么元。只是今天获释之前，有人塞他十块钱，请他送字条，就这么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这么难找，给他三十也不会干。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给了他五块钱才离开。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进去了。

    我又气又恼，如果魁元那个家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拳脚相加了。不过事已至此，虱子上身甩不脱，我面子再要紧。现在也只得硬着头皮，与不三不四的囚犯打打交道。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处，包括弄清楚省所与市所的区别，还有看守所与收容所与收审所的区别等等。所有回答我的熟人，都对我的耐心解释支吾一下就完事，透出一肚子不会说出口的疑惑。然后，我去单位上开具一些可能有用的证，带上钱，直奔风沙滚滚的郊外。因为摩托跑得太急，路上两次被交通警察拦住罚款，找到拘留所时已经黑，不办公了，只好第二天再去。第二天，我陪上很多笑脸和很多好话，打出了很多香烟，模仿各种方言向每一个大盖帽套个亲近。才得以从围堵着办公室的人群外挤进去，并且与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说上了话。我总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这样的。在码头聚众赌博和斗殴——虽说属于严打范围，考虑到情节还不算太，加上监房也不堪拥挤，对这样的人也可以——作罚款处理。我对这最后四个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话连声道谢。

    我带的钱不够，下午又取了一笔钱去，替他交足了罚款、生活费、教育资料费等等，把他领了出来。领他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波折：大概是因为囚犯太多，登记有误，监管人员不知道他关在哪个监仓里了。他们忙不过来，让我干等了两三个钟头，最后同情我。让我破例进入监仓区去，一个个仓号自己找。我看见两大排灰色的铁门一直排向远方，每张门上都有一个小小的窗口，挤满了面孔，或者说，是从各个角度拼揉成一个四方块的诸多眼睛，紧密程度超过了刚出冰冻盒的肉砖。我被所有的眼光咬住，被它们期待着。我从第一号开始，费力地要求每一个四方形的肉砖暂时分解一下，裂出一条缝，让我朝缝里大喊一声胡魁元的名字，然后把耳朵凑上去，静听里面的动静。我听到了嗡嗡嗡的嘈杂声音，闻到了某种尿和汗的酸腐气味，还有自己一次次的失望——无人应答。

    二十几个窗口都过去了，我的喉头已经开始裂痛的时候，一声细弱的应答才从似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用来，成了铁窗对我若有若无的耳语。我十分奇怪，每间仓号最多也就二三十来个平方把，如何声音来得这么远？如何像来自铁窗后面无限深远的另一个天地？

    “呵呵呵——”他好像被什么人掐住了喉管。

    他从警察那里领回了拉链拉不上的黑皮包，向警察说了很多痛改前非的话，就不再吭声了，怯怯地坐上摩托后座，偷偷打量我的眼色。一直跑了几公里之后，我才觉得身后这个人挪了挪脚，臭味被风吹散了一些。

    回到家里，我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站在门口不要动，不要坐，不要沾我家任何东西，立即脱衣进浴室，所有衣物也由我妻收缴成一大包塞进洗衣机。

    果不出所料，我妻已经发现了虱子和臭虫，还发现了衣上的血迹，在洗衣机那边惊叫起来。钻出浴室的魁元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一边梳头一边说：“镜子呢？”

    我指了指镜子的方位。

    “运气不好，这次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