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要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官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决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儿；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为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到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续秤杆跌（给队上交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籽，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一块二？哪里要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不还价，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啊！”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于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