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自己整天锁闭于家中，不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瘪着肚皮躺在竹床上，后脑勺枕着交叉着的双手，两腿无力地劈开，向两旁歪倒着光脚板，脑海里常常是—片空白，要不，就总是回忆那—幕幕在红瓦房中所发生的往事。倒无绝望，只是觉得世界很无光彩，人活着实在不是—件太有意思的事情。少数时候，自己还会夸张地去酿起颓废与悲哀来，甚至廉价地流出一些冰凉的眼泪。

    生产队已经将我编到—个劳动小组中去了。在无人的屋后，我开始收拾担泥的柳筐、担粪的木桶，开始在砂石上磨铁锹和镰刀，并让母亲去邻居大爷家要回两双草鞋。我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将在这块贫瘠无趣的土地上劳作、磨难，直至终了。

    然而，人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预测的。生存的过程变成了一连串的偶然。就当我要平心静气，甚至要死心塌地地做定自己的角色时，大队干部忽然送来个通知，让我读高中去。我将那通知看了又看，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便冷淡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说：“杜长明下台了，汤庄的那个汤文甫夺了权，将录取的名单重新审核了一遍，刷下去几个，又补上来几个。”就这样—个小小的颠覆，我才进了黑瓦房，并将我未来的历史写成了另外的样子。

    汤庄离油麻地镇三里地，是一个大庄子，几千号人聚集一庄，一律汤姓。汤文甫曾是汤庄人的骄傲。一九六四年夏天，他考取了本省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当时，汤姓人家都凑了钱，作为他的路费和读书时的费用。他离家时，是全庄好几百号人敲锣打鼓将他送到油麻地镇的船码头的。汤庄人如果在某处听到有人议论汤文甫上大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汤文甫是我们汤庄的！”为了加强荣耀感，还会补上一句，“我家就住在他家后边。”但汤文甫上学还不到一年，就很丢人地被学校开除回来了。原因是他与班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勾当，被班上的几个男生活活地捉住了。

    我认识汤文甫是刚读初二时，而见到汤文甫却是刚进红瓦房的第二天。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小河边上刷牙，就见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肩一耸一耸地从大路上跑过来，样子像一匹缺料多日但性情十分坚韧并志在千里的瘦马。他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倚在路边的—棵树干上直喘气。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细长脖子、肋骨根根的胸脯和鼻梁上架着的一副有着无数圈圈的眼镜。我的同学中有认识他的，说：“他就是汤文甫。”此后，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我天天可以看到汤文甫跑步的形象。他从汤庄出发，穿过油麻地镇，再绕油麻地中学一周，然后再照原路跑回汤庄。他锻炼得极有意志与耐心。在运动过程中，他从不与人打招呼，总是将头高昂着，将目光投向远方。有一回，我正在路边走，他跑过来了。当他从我身边跑过时，我感觉到了一股“呼呼”的凉风。他的喘息声沉闷而洪大，使人感到了一种积重千年的压抑。

    汤文甫的生活里充斥着浓烈的霉味。他该结婚了，可找不到老婆。有愿意嫁的，但因从前学校的那个女孩比着，他便觉得那个愿嫁他的女子丑得不能再丑了。后来在远处寻到了—个，长得还有几分样子，但暗路来的消息说这女子有个爱多疑的脑病。照理说，即使汤文甫要她，也含有几分迁就的意思。但人家女方也从暗路上打听到了他的历史，坚决地提出两条要求：一、汤文甫必须改了偷嘴吃腥的毛病；二、好赖得有一份工作。这前—条好对付，嘴上保证保证就行。这第二条不大好办了。汤文甫瞄准了汤庄小学—个民办教师的空缺，先求得大队的同意，然后再去求杜长明。去时，他也和那些俗人一样，提了烟酒老母鸡之类的东西。但杜长明不太理会他，看也不看地说：“你先回去吧。”竟与别人说话去了。这个过去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就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样的伤害与蔑视，坚持着挺在那儿。这样挺了几回，杜长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