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方桌边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有人给我倒了一杯茶。有几个人悄悄走了出去，留下三个人收拾床铺。冯达先睡下了，另两个人也睡下了。我无法睡觉，就在桌旁抽烟，烟不错，哼！是“白金龙”牌的。另一个看守坐在桌子对面，他也抽烟。他的影子照在墙上显得很大。可能我的影子也映在我背后的墙上，显得很大很大。夜既安静，也极沉闷。过了一会儿，这个看守鬼鬼祟祟轻轻地送过一张纸条。我侧头看了一下，上边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我的确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把纸条收了回去，又写了几个字送过来，我再看，原来是这样写的：“这是国民党的音杀机关。”我懂得“音杀”就是“暗杀”两个字。我没有任何表示，心里想：可能是的，也可能是吓唬我，这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样，我应当相信是真的。真的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有准备了。我轻轻问他：“你是什么人？你姓什么？”他便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给我看，是“罗登贤”、“廖承志”，还悄悄问：“认识他们吗？”我摇摇头。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不久以前被捕了。民权保障同盟正在营救他们。他又悄悄地说：“我同他们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我倒抽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叛徒！”我讨厌极了，便不再理他，摸到大床上，在另一头躺了下来。我瞪眼望着天花板，他的影子倒映在天花板上，怎么也离不开我的视线。这时各种各样的思虑，一齐来到我脑子里：“这里很可能真是一个杀人魔窟。这个叛徒很可能就是执行命令先来吓唬我的，但也可能是毫无缘由只是给我递来一个不祥的消息。自己死在这样一群又蠢又脏的坏蛋手里真冤。他们将怎样动手呢？用刀、用绳、用毒药。唉，管它咧……唉，这夜真长，怎么还不天亮！就这样永远黑暗下去吗……潘梓年现在哪里？他还活着吗？左联的同志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一定都搬家了。其实，不搬家也没什么，我不会讲出他们的住址的。看样子冯达也没有说出别人的地址，他在旅馆里还一再辩解，说我们家的地址特务们早就注意了，头天晚上他不是还告诉我他的怀疑吗？反正，我还得问他，我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是他出卖我和潘梓年，那就太卑鄙了，他就成了敌人，我要再提出来，一定要和他分开关押……”

    天亮了，一个娘姨走进来把马桶拿出去倒了。马桶依然放在床后，我还是不能避开人大小便。不一会儿，一个厨子模样的人把饭搬了进来，于是团团围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个人以外，还有那个娘姨、那个厨子。可是饭呢，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有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早饭后，那位王科长来打了一转，把冯达叫出去了一会儿。后来我问冯达，冯达说，他问你怎么样？这意思开始我不明白，觉得含糊，后来我理解出来了。原来头天晚上，汽车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厅、甬道、烛光、空院、“音杀”机关等等的诡秘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来打听我的反应，我的神经经受得住吗？他们还问冯达，我有没有可能答应写一个自首书登报。冯达答复他们说，没有可能，丁玲不会答应。冯达告诉我这些以后，我恍然大悟，心想：“呵！一夜的作为不过就是为的这个？”这样，我倒放心些了。

    不过，这样的把戏还得继续耍弄下去。有时候，忽然一个或两个看守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麻绳，好像要干一番什么大事，不过东望望西望望，然后又走了。有时，我忽然发现在那小墙门后边放了两把铁锹，他们谈话中又故意露出一点消息，影影绰绰地说晚上要干掉什么人什么人……总之，就是要使你心惊胆战，时时都感到会发生突然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