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外，也用电刑，有时还使用催眠术来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虽然冒着危险为党工作，可并不知道党内什么重要的机密，万一经不起催眠术，我失去知觉，不能自制，顶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些，国民党不是早就知道，而且还有意开脱过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是，不过是一死；我说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处之。过了几天，顾顺章来闲聊时说：“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实际他们在租界上也不只抓过你一个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早有意见。而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一些作家名人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你有名气，事情闹出去了，外国人脸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国民党算账，他们有一阵子价钱要讲咧……”

    我不必追问，这些话我已经听到过了。自然，他说的“国民党杀我是不合算的”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国民党抓我，杀我，关我，都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但是，难道国民党只杀于他合算的人吗？胡也颇有什么必要杀的？左联五烈士有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那么，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么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么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欺骗敌人是污点吗？

    一天，顾顺章把冯达找去谈话。回来后冯达说：“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