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的人，众目睽睽。有时我有心对其他地方、对厨房、对往正厅去的方向多望一会儿，都可能引起这伙鹰犬的注意。最后我想，我只能走那个看守我的人说过的“飞檐走壁”的一条路了。

    这厅子临院子的那面没有窗户，有六扇隔栅门。其中的两扇门在我未来时就摘下来了。大概因为那时天气已经很热，看守也住在屋子里，空气够闷的，要把门打开；为了省事，索性把门摘下来了。后来看守搬出屋外，天气仍很热，门就没有再安上去。而且这两扇门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飞，怕热，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里两边都有墙。正面通前厅的墙，就是有月亮门的那堵墙较矮；正厅里还住得有一群特务。院里的墙却高过屋脊；墙那边，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较阔气的房屋建筑大都是这样的。看来，“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从房上翻到临街的墙上，我以为是可能的。临街的墙通常与正面屋檐差不多高，约一丈的样子。只要爬上墙头就可以跳下去。或者还可以把隔栅门移到那边，权当梯阶，爬下去。自然这都有危险，但或者可以走出这间牢房。应该不计生死成败，豁出去试试。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冯达。他不是一再许愿要帮助我逃走吗？而且我假如要走，连他也瞒住是不可能的。冯达以为不容易，但同意试试，并且决定要与我一同逃走。

    一天夜晚，半夜，万籁俱寂。小墙门外边传来阵阵鼾声。我和冯达轻轻把茶几搬到院子里。把那隔栅门抬在茶几上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栅门靠到屋檐边。我说不出的欢喜，先爬上茶几，然后一步步跨上隔栅门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咔咔地发出微微响声。现在我站得高高地，压不住心里为能离开这牢房所激起的跳动。我以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谁知屋檐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层洋铁皮，很宽。隔栅门上边的横木靠近水槽，但我只能站在门格子上，离水槽还有一截，要越过水槽，爬上房去，还是够不着。铁皮水槽摇摇晃晃，叮叮哐哐，看来它承不住我，我守在这里，上不能上，下不愿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来摔死痛快。在茶几边扶着隔栅门的冯达，轻轻地连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要不，你下来，让我上去。”我无奈只得一步一步爬下来，把情况告诉他。正当他准备爬上去的时候，小墙门外传来咳嗽的声音，而且原来从两扇门缝中透过来的亮光一下没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窥伺？我们怕被人发现，赶紧把隔栅门抬下来，把茶几搬开，急速离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视着小门。隔了一会，从门缝里又透出灯光，幸好他们没有开门进来。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只得帮冯达把隔栅门轻轻抬回原处。以后，我们并不死心，接连再试了两次。但冯达也无法越过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我失败了。

    九死也不容易啊！

    人，一个人的最大苦闷，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我成天问自己，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怎样能做出最后的一点贡献呢？除此以外，对生活我一无感觉。看书，书上写些什么，我不清楚。白天，我不觉得热，夜晚我不觉得凉。冯达也好，看守也好，于我都无关系。我的过去，引不起我的悲苦；我的将来，引不起我的幻想。我想：我只能用鲜血来洗刷泼在我身上的污水，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利益。我死了，是为党而死，我用死向人民和亲人宣告：“丁玲，是清白的，是忠于自己的信仰的。”我只能这样，用死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可是，怎么死呢？屋里的电灯吊得那么高，紧紧钉在天花板上。原来早就装上了电灯的，我刚来时没有电，一个星期以后才通电，可能是为了演演戏，故意那么安排的。想触电是不可能的。看来我只能用中国可怜的妇女姊妹们通常采用的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上吊。我的那张床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四周都是木柱，床柱与床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