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

    对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气，只静静地望着我。我当然不会收彭学沛的钱，也可以说是不会收他们的钱！他仍只静静地观察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自然这不会有结果的。”

    这倒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已到上海并向法院起诉，多好啊！这说明有人、有党在我母亲的身后。好妈妈！你起诉吧，向国民党要人，揭发他们！

    笑面虎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我答道：“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里想：我不会上当的。母亲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任何艰险不幸，她经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这就更好，她的周围有比我更强有力的人们。她不孤独。

    笑面虎又拐弯说：“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替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钱，不需要我寄。”

    母亲呵，她哪有什么钱呵！她正等我寄钱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过半百的母亲已经熬过胡也频惨死的打击，这两年母亲给我来信，从不提胡也频。我猜想她完全明白胡也频的惨死，只是我们都不提。现在母亲又要承受我的灾难，为我担忧。她还能有多​大‎​‍力‌‍​量？她还要抚育着麟儿，这个失去了父亲，又将失去母亲的孤儿！妈妈呵！请你原谅女儿吧，妈妈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儿的。我宁让你们挨饿，也不能为你们的苟延残喘而接收这些狐群狗党的腥臭钱！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许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耐着性子又说道：“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