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奖学金，来偿付的。我病愈后，回到鲍家，Ｋ教授又从鲍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会开车，带我到了新汉寿（Neains）上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到二十三，就写的是这一段的经历。

    我在美国接触过的家庭和教授们，在一九三六年重到美国时，曾又都去拜访过，并送了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to）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Ｋ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

    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徉！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No（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Yes（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吴冰（１９８０—８１年）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１９８２—８３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

    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３日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