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

    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尽心的工作已经给她以充分的快乐。

    １９７８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

    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从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似乎反为她感到释然……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