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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

    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风急天高(?)忽断闻难解乱丝唯勿理善存余焰不教焚事当路口三叉误人便江头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计枉亲书剑负耕耘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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