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和小读者》。刚才，桑原武夫先生希望我以作家的身份来讲话，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作家的名义来讲话。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医生，一直致力于医学的学习，对于写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当时我十九岁，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当时我担任学生会宣传股的股长，因为每天要外出进行巡回的宣传活动，所以理科方面的课程都不能按时参加。例如讲解剖学，每人都拿一只猫，解剖猫的神经，但是，等我回到试验室时，猫的气味已经变了，已经不能解剖了。同时，我为了搞宣传，也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接触一些反映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感到写小说是有必要的。

    因为理工科的课程拉了很多，同时对于文学又有了兴趣，有很多同学劝我说：“如果能转到文学系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从理科转入文科学习。文科比较轻松，时间很多，用不着什么准备。所以今天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讲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写文章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是怎样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去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这本书，书中谈到各个作家与各种儿童文学的关系。我对自己在过去是如何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已没有印象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步入儿童文学家的行列之中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曾经给孩子们写过信。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有很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

    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我是长女，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所以，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兄弟们的小朋友来玩。我给他们讲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有时，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我去美国之前，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你到美国去，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当时我曾在北京《晨报》上刊载过一些小说、散文。在他们开设了“儿童世界”专栏之后，《晨报》的编辑在访问时对我说：

    “你给小孩们写的信，能否先给我们发表？”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寄小读者》。

    一九四六年我来日本。当时，我会见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对我说：“你那本书我已经译成日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寄小读者》这本书汇集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写的信。最初的几年写得比较多，后来学校的课程渐渐地忙了，数量就减少了。那些信所写的主要是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又写了这样的一些书信，就是《再寄小读者》，那些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信。到这时，最初的《寄小读者》已经有三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各种友好团体，去过印度，日本，亚洲各国，非洲各国，并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小读者。我还写了《三寄小读者》，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写的，现在还在继续写。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以及全国人民在十年间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受到了很好的考验。

    这次运动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的作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为什么要写《三寄小读者》呢？因为经过十年的浩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四人帮”搞乱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落后了，把许多古老的优秀传统忘记了。中国的两亿儿童，需要人们来培养教育。

    我过去学过医学，所以懂得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的对象是孩子们，孩子们关于自己的病情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医生必须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