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