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显然，对苏轼而言，人参和干枣一样，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药。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即便梦溪笔谈里也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而紫团参也只是上党参中的一种，只是长在紫团山上，比较难得而已。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不过赵昺以为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普通上党参起码在北宋时仍属普通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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