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虽然于一八九一年正式定居在圣雷莫，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六年他的晚年期间，他已经安于已得的名誉，或者只是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休养地消磨时间。这不是他的品性。从他在那里寄出的很多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因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奔走，即使现在也不能让他平静下来。他访问了他的工厂和公司所在的几个欧洲首都和很多地方。巴黎占了他出访次数的一半，并且他在那里逗留得最久。尽管法国政府和报刊对他进行过迫害，他同这座首都仍然有着很多联系。他尽可能地避免卷进政治和商业纠纷，但是如果一旦陷入这些纠纷中去了，他也无所畏惧，并且很快地用嘴和笔来进行斗争。如果他认为事情不对头地威胁到干扰他的研究工作时，他还有一手消遁的决窍。他用旧了的能够卷起来的笔记本和信笺，他自己设计的自来水笔，这在当时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新玩艺儿，以及一只特制的手提箱，所有这些东西，都曾伴随他旅行，并且表明他即使在火车、轮船和旅馆的房间里，也都要埋头于工作。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法国政府和炸药龚断当局演奏的那场对那种远非无烟的炸药进行政治宣传的插曲，已经沉静下来了。巴布和巴拿马丑闻的时代已经消逝，使人烦恼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也完结了。这位发明家的巨大商业事务有利地发展着，并且带来了很大的收入。新的总经理们和独立经营的公司与卡特尔，分担了他肩上的许多沉重工作，特别是现在，他已辞掉了所有董事会的职务。

    这位以圣雷莫为大本营的花甲老人，已经被他生活中的遭遇弄得疲乏不堪。然而，虽然感到劳累，他却仍然认为还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他去完成。那些急需解决的有兴趣的问题，给了他坚持工作的力量。他在这个时候曾经说过：“我断断续续地工作着。有时我感到孤戚，然后接着再干。我常常是那样工作着，但对于那些我觉得最后必将成功的事情。我会始终抓住不放。”这就是典型的诺贝尔。

    这位发明家信任的乔治·费伦巴克，被看作是在多产的巴黎年代一位精通理论的化学家，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故乡。因此，诺贝尔允许他领取退休金离职；他又聘请了英国人休·贝克特，作为新的实验室首席化学家；他的这座实验室，建立在圣雷莫别墅的大花园里，是用最新的德国仪器装备起来的。

    在一八九三年，他还聘请了二十三岁的瑞典炸药化学家拉格纳·索尔曼（1870—1948），他是刚刚离开美国的技术工作岗位回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索尔曼这位天才，谦虚而又廉洁高尚的人，不仅成为诺贝尔自己所说的：“我的几名得意的人之一”而且成为他的遗嘱的主要执行人。在实现这项使世界受益的异乎寻常的遗嘱方面，他是那些有功劳的人之一。他以不倦的努力，常常是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克服了在建立诺贝尔基金会的道路上、以及在接收这份遗嘱中所包含的用来授奖的基金方面所遇到许多困难与障碍。他还终生献身于诺贝尔在很多方面遗留的事务工作。

    诺贝尔在圣雷莫建筑了一座伸向海里的小码头，用来进行炸药和火器试验；他在那里进行了五年高度紧张的工作。诺贝尔生前没有完成的几项重要发明的基础工作，就是在那里做的；后来，这些发明被别人接着试验成功，并且在某些重大事件中起了推动作用。

    诺贝尔在炸药领域的最后发现，即所谓“改进型无烟炸药”（瑞典注册的首次发明专利权是一八九六年第7552号），是适应某些特殊目的而进一步发展了的混合无烟炸药，它就是在这座实验室里搞出来的。如果要彻底地讲清这项发明，就要涉及大炮和内弹道学的技术细节；所以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它的目的是“增加抛射体的初速，而不增加武器内部的最大压力；这样做是通过在炸药燃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