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电力公司股东的年会一向是一个斯文、甚至沉闷的会议。公司五十四万多股东中通常只有二百多人参加；大多数人根本不理。缺席的股东们所关心的似乎只是他们按季度拿的股息，这些股息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象一年有四季一样可以预言，一样可以信赖。

    但是情况变了。

    中午十二点，年会开始前两个小时，少数股东就开始凭证进入圣·查理斯饭店的跳舞厅了。为了留有充分余地，那里准备了两千多人的座位。到了十二点一刻来的人已经川流不息。到了十二点三十分就人如潮涌了。

    这些人里面一半以上都是上了年纪的，有一些还拄着拐棍，有几个拄着双拐，有六七个坐在轮椅上面。大多数人穿得都不好。不少人带着装在暖瓶里的咖啡和三明治当中饭吃了起来，一面等候开会。

    大多数人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从不满到愤怒都有。大多数人对在大厅门口检验身分证的金州公司人员几乎不客气了。有些在后面排队的股东就怒气冲冲了。

    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所有两千个座位都坐满了，只剩下站的地方，入场的人却越来越多。跳舞厅里现在一片嘈杂声，无数的对话和交谈同时进行，有些很激烈，讲话的人都提高了嗓门。偶尔可以听清一些词句。

    “……说这是安全的股票，我们才把储蓄放进去的，结果……”

    “……一塌糊涂的经营管理……”

    “……你日子过得好得很，我对查电表的那家伙说，可是我靠什么过活——喝西北风吗？”

    “……收费够贵的了，为什么不能付股息给那些……”

    “……董事会里是一堆大肥猫，他们关心什么？”

    “……反正，只要我们坐在这儿就是不走直等到……”

    “我说把这些杂种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改变……”

    真是众说纷纭，没完没了，但是主题只有一个：金州公司管理部门是他们的敌人。

    舞厅前部的记者席已经坐了几个人，两名记者在转来转去，物色有人情味的材料。一名头发花白的穿着浅绿色服装的妇女正在接受采访。她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乘了四天公共汽车才到这里。“因为公共汽车是最便宜的，我又没多少钱，特别是现在。”她说五年前她就不当售货员了，搬进一家退休院，然后用她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金州公司的股票。“我听人家说它象银行一样安全可靠。现在我的收入没有了，我被迫搬出退休院，也不知上哪去。”她又讲到她来加利福尼亚的旅行，“我没钱到这儿来，可是我不来也不成。我非得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那些人要对我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当老太太感情激动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一个专线通讯社的摄影师给她照了几个痛苦的特写镜头，这些照片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

    只有摄影记者才被允许进入会议大厅。两个电视小组呆在饭店走廊里，已经因为被排除在外向特丽萨·范·伯伦抗议过了。她告诉他们：“经研究决定，如果我们让电视摄影机进去，年会就要变成一场马戏了。”

    十二点三十分一过，范·伯伦就发现预定的房间和座位显然完全不够用，就第一个发出了警告。金州公司和饭店的负责人匆忙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同意再开一个大厅，大约有舞厅的一半大，可以容纳舞厅里装不下的一千五百人，主大厅里的会议进程通过一个扩音系统传到那里，不久，一些饭店的雇员就在分会场里放起椅子来了。

    但是新来的人很快就抗议了。“去他的！我才不坐到什么二等外屋里去呐，”一名身材矮胖的红脸妇女固执地大声嚷嚷着。“我是个有权出席年会的股东，我就一定要在场。”她伸出一只粗壮的手一把推开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安人员；另一只手她用来解开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