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像一阵突兀而来又倏忽而去的龙卷风，很快就在大地上消遁了。报喜的锣鼓声停歇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隐没了，人们平静下来了。农村在实行“瓜菜代”，城市也压缩着粮食分配定量，市场显得那么冷清萧条。在寒冬腊月里，人们咬咬牙去买五元一斤的高价糖果，希望能增添一些卡路里，抵抗严寒。不少人，因营养匮乏而浮肿了。在平静的秩序中，人们忍受着，毫无怨言。

    灾难总是结伴而行的。偏偏中苏关系这时也紧张起来，苏联公开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勒索抗美援朝中的军事赠款。正当中国人民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真像穷凶恶极的恶棍，把绞索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蒋介石也乘机叫嚷反攻大陆，一向友好的印度在苏联唆使下挑起中印边境冲突。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

    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曹禺的创作意识又得到一次激励和触发。虽然，还是领导上给他下达的任务，但确也有他的现实的感受。由他和梅阡、于是之合作，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创作。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越是把刀架到脖子上，越能显示民族的骨气。曹禺的生活本来就是朴素的，他能喝点酒，但也不是嗜酒入迷，杯不离手。他从不讲究吃和穿，更不是美食家。但是，每天的餐桌上，难得见到鱼和肉，有时又难免是“三月不食肉味”了。他和普通市民一样，是每月配给的半斤猪肉、三两食油。连北京最普通的大白菜都成为稀罕物，每天三餐，就是最好的享受了。但是，听不到人们的牢骚，也听不到人们的怨愤，反而是把腰带扎紧，更加愤发地工作。困难出英雄，义愤出诗人。搁笔数年的曹禺，为一种热情激荡着，他的创作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他是不轻易动笔的。在抗战期间，曾经试过历史剧的创作，《三人行》半途而废，《李白和杜甫》没有写成。如今，他又面临着题材的挑战，谈何容易。他先从广泛地搜集和阅读历史资料入手，从《史记》等正史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野史资料，从《东周列国志》到一些古典戏曲本，凡能找到的，他都找来看了。

    卧薪尝胆的故事，是一段流传了千百年、家喻户晓的故事。把它搬上舞台，而且写得别开生面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戏曲舞台上有一股“卧薪尝胆”热，几十种戏曲本子出来了。他是不会沿袭别人的，也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这一次，他接受了《明朗的天》的教训，不想再按图索骥了。梅阡同志回忆说：在开始构思阶段，就不是就历史而写历史，曹禺就是想写人物，写勾践，写夫差，写伯，写范蠡，写伍子胥……，琢磨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写出历史来，这恐怕可以说是“以人带史”吧！

    他先不急于搞提纲，他总是让我和是之先想细节。①写作时，他和梅阡、于是之都住到北京西山脚下的一个僻静的院落里，没有人打扰他们。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带着一个笔记本，想到一点，就写在笔记本上。西山的空气清新宜人，他忘记了小鸟的啼鸣，也顾不到欣赏潺潺流水、苍松翠柏。他踽踽而行，沉凝在思索之中，不知走出多远，有时连吃饭都忘记了。

    他把所有的史料都熟读了，觉得还不够。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俗、教化、服饰、陈设这些细节他都注意到了，每个细小的地方都思虑过了。他以为还必须做更深入地细微的把握。为此，给他的老朋友沈从文写信请教。沈从文正在从事古代服饰研究，便给他写来长信，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在刻画性格上，他有他的想法。梅阡同志说：当我们集中力量琢磨人物性格时，他的构思是有特色的，就是采取性格对比的表现方法。他对我们说：“没有对比就没有戏剧。人物性格要对比着写，性格的鲜明性通过对比表现出来，互相衬托。”这是他的构思的特点，也是他对历史人物作了研究之后，琢磨出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