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１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