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两卷本《选集》的校样。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

    这三个短篇都是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则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景）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

    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不用我着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打着小旗在码头等候我了。以后的情况，我在《关于〈长生塔〉》里也讲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我，问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等等，每次问一两句，都是突然袭击，我早有准备，因此并不感到狼狈。我在当时写的篇一个短篇《神》里面还描写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致的小木屋”。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武田君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的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我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