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副馆长说：“不用问，远着呐！”小司机“嘭”地一声关上车门，扭回头对他说：“刮雨器出毛病了！”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刮雨器出毛病了！”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有多么严重，又补充了一句：“再往前开，太危险了！”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我的诚心到了。你们的诚心也到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二位……”小司机说：“梁作家，别这么讲。你大老远来的，是我对不起您啦！……”副馆长说：“咱们赶上了这么个坏天嘛！只能怨天，只能怨天……”小司机又庆幸地说：“再往前开，如果连个坪场地都没有，掉不过车头，不敢进，不敢退，困在山道上，就更糟了！……”边说，边在坪场上将车谨慎地转过了弯。那坪场，可能是那里十几户人家唯一的一处平地。几棵大树生长在四周。树的后面，便是深谷。它显然是劳动的结果。十几户人家，为了那一处坪场，一定流了不少汗水……车掉过头我才看出有些房屋。房屋都傍依着山体而建造。

    用的便是山石，和山体成一色，仿佛皆浑然一体。隔着玻璃我又望了那姑娘一眼。玻璃外面的层层雨痕，将她变得模模糊糊，似乎就是呈现于雨中的幻影……刮雨器确实出毛病了。

    小司机更加全神贯注地驾驶。然而，在这种须臾不能分心的情况下，他反倒更加需要听那盒录音带了……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唱得人直想落泪。

    我心里默默地说：蛙妹子，等山里的花儿都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归来的……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这雨啊……还有那一首《故乡》啊……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到大学里去看“表弟”。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我也产生了某种诉说的愿望。那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愿望。近乎一种想唱歌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那一首《故乡》转化成了一种愿望。也许我要对他讲的仅仅是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和他同宿舍的学生都回来了。那一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喝酒。他们也在唱。我在楼梯上时听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我站在门外时听他们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根本不是唱。那是嚎叫。如同黄昏的雪原，几只饥寒而胆怯什么的狼在悲啸。

    我想他们是全醉了。包括“表弟”在内。门开处，一阵熏人的酒气汹涌而出，混和着一股秽气。门口有一摊呕吐物。门旁的角落“保存”着一堆垃圾。桌上是一箱啤酒。两瓶白酒。遍布着啃剩下的骨头。二层铺上，一颗头和一条手臂垂下来。垂下的手臂像什么东西的尾巴。连天天眼瞅着的垃圾，都仿佛在期待别人来清除。你一想到他们守着垃圾激昂慷慨地讨论国家和民族大事时的情形，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带有秽气的幽默。

    开门者手扶着门问我找谁。仿佛随时都会将门关上。仿佛不扶着门便会瘫软在地上。

    我说找我“表弟”。

    他说：“哦……你是……我知道你是谁了……进……来吧……别……别踩了……这儿……”他已经醉得言语不清。

    我摇了摇头。

    我说：“表弟，你出来一下！”说时，我还没看见“表弟”在哪儿。

    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

    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

    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

    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力。

    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隐隐地传将来……“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